中国经济为何博大而不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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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dvantage Partners)是一家有24年历史的日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其投资人(LP)包括日本最大的几家商社,这些商社往往要为日本品牌商到中国做市场调研和寻找合作伙伴,比如怎么引进日本的牛排连锁店品牌。

   “但他们目前还找不到能在本地提供合格原材料的伙伴,所以品牌进不来。”去年加入AP的合伙人、投资家郑豫对我说。

   我去过不少政府机构采访,“八项政策”之后都是在食堂吃饭。听到所有东道主都说会的一句话是:“菜式一般,但菜都是专供的,没有安全问题,放心吃。”似乎,不专供的菜,在菜市场买的菜,就是有问题的菜,不安全的菜。

   中国已经有了很多世界规模的企业,但不是世界级的企业。因为它们的业务主要在中国展开,而且只要你愿意搜索,就会发现很多关于它们的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投诉,离“零缺陷”差得远。

   新华社一位资深媒体人在评述2015年6月1日的“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时说,“沉船事件,一大观感,就是粗糙。船捞起来后,看到船舱内的布置,各种管线,设施,床和桌,还有整个型制结构,让我疑惑,江上的旅游船怎会如此粗糙。”

   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了100多年,洋务运动、传教士,把电话电报电灯还有蒸汽机等引入。直到今天,物质上跨越了,但没有培育好精神。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这个经济,在一些官员那里,是以五年为期的,是任期经济学。不需要审美,也不需要创造,“粗糙,粗俗,粗鄙,粗暴,有时连虚伪都不讲”。

   中国制造就数量而论,在差不多一半的工业品品类里都是世界第一。但在世界品牌100强的排行榜上,还寥寥无几。在很多行业,人们都在问,为什么中国是数量大国但不是品质和品牌大国?比如,中国人参的出口量是韩国高丽参的6倍,但出口额却只有高丽参的70%。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深入这些行业产业链的每个环节,而你一定会发现,表面看是“价格歧视”,其实都和品质、品控、品位、品牌的水准不高有关。

   从博大到精深有巨大改善空间

   我和郑豫是在苏州考察一家叫安华物流的公司时碰到的。安华物流在汽车零部件的物流方面国内领先,总经理孙延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小专利,就是用塑料做的运货箱。箱子分成三部分,盖、底、四壁,四壁可以折叠,运完零部件四壁就折叠起来,这样箱子的体积就减少了一大半。

   孙延安说,中国每天光快递包裹就在5000万个以上,但包装全是一次性使用。有没有可能向可循环使用包装转变呢?他和国外的一些专家合作,想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无论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废弃的塑料袋和包装盒。从对环境的消耗看,中国似乎非常物博,因为物不博,不会如此大量废弃。2012年中国GDP占世界的11.6%,同年中国的能源总消耗折合标准煤为36.2亿吨,占世界能源消耗的21.3%。也就是说,我们和人家生产一样的GDP,消耗多一倍。但事实上,中国的环境禀赋恰恰不支持高消耗。举例来说,中国的淡水资源占全球的6%,人均水资源量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4,而同时,中国每立方水的GDP产出只有全球平均水平的1/3。

   这样的增长方式,我们的环境,从水到空气到土壤,能受得了、好得了吗?端午节在江苏采访,听到一位朋友说,“我看现在空气里只剩下雾霾和钱了!”  

   那天在苏州,在和郑豫、孙延安的讨论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为什么博大而不精深?种类多,规模大,但不精细、不精益、不精致,而且因为缺乏技术深度和系统深度,附加值很低。

   中国的资源条件不支持同质化的、水平扩张的“博大路线”,中国的新消费者群体也不支持排浪式、模仿式的粗糙消费。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就是要从博大走向精深。这里有巨大的改善空间和成长空间。

   什么是精深

   我提出“中国经济博大而不精深”的问题,并非否认中国经济的精深化程度一直在提高之中。事实上,我们今天的生活水平之所以远超几十年前,就是拜更多更好的产品与服务之所赐。从麦肯锡最近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一项研究也可以看出,中国在聚焦顾客的创新方面(如电器、互联网服务),在效率驱动的创新(如太阳能电池板)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客观地说,这两方面的创新,和中国的巨量人口效应(有利于互联网应用的发展),和跨国公司的产业链转移(有利于形成制造业的零部件生态)高度相关,而在影响更为深远和重要的两种创新——基于工程的创新和基于科学的创新方面,中国还需付出很多努力。

   那么,什么是精深的东西?

   精深的东西是核心技术,是让一个产品真正运转起来、具有内在控制性的关键技术。比如芯片。2015年7月27日,李克强在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时说,中国科学实力已经很强大,但仍有不足的地方,目前每年要因为芯片进口花费2000多亿美元,这笔钱与每年进口石油花费的金额差不多。查询资料可知,2013年中国芯片进口额为2313亿美元(工信部数据),原油进口总额约2196亿美元(海关总署数据),芯片多年占据进口产品之首的位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二十国集团国家创新竞争力黄皮书》(2013)指出,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对外依赖度高,80%芯片都靠进口,手机、计算机、彩电产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嵌在其中的芯片专利费用却让中国企业沦为“打工者”。中国大部分行业仍然处于技术追赶阶段,大部分企业处于技术跟踪阶段,许多行业还处于低端的加工制造和低价竞争阶段。

   一枚小小的高通芯片的价格可能是六七十美元,一个集装箱的芯片价值可能等于中国驶出的若干艘巨轮上的全部袜子和鞋子的价值。这就是博大和精深的区别。

   精深的东西往往是一体化架构的产品,而不是模块组装的产品。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提出,模块化架构是指产品构件之间的界面被标准化、产品构件与产品功能之间具有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其零部件和组件通常是通用的、批量生产的;而一体化架构是指产品构件之间的界面未被清晰界定、产品构件与功能之间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而是一个构件承担多种功能、一个功能被分配到多个构件来实现,它通常需要定制化的组件和零部件。举个例子,轿车是一体化产品,台式电脑是模块化产品。中国在台式电脑上做到了世界第一,但台式电脑的体验主要由微软和英特尔决定,它们拿走绝大部分利润,中国在模块化产品的生产组装方面有成本优势,但利润只有小头。而在轿车领域,中国本土产品的表现就比国外产品差很多。

   精深的东西是复杂系统中蕴含的复杂知识。从技术集成的复杂性来看,可以把制造分为组装产品、零部件产品和复杂产品系统三个方面。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组装产品是大规模生产、功能独立的,如剃须刀;零部件或子系统产品是大规模生产、不具有独立功能、但可以在一个更大的产品系统中承担特定功能的,如电信设备的基站;而复杂产品系统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由大量零部件、网络结构和控制系统组成,比如飞机发动机。精深的东西更多是与复杂产品系统中的复杂知识有关。要把复杂产品生产好,需要长期建构的系统化、集成性的研究开发能力,也需要能够支持知识创新与知识管理的流程、分工和资源整合平台。

精深能力的实现不只一条道路。黄群慧等学者的研究指出,美国制造的核心能力主要在“实验室”,和一流大学的知识外溢、政府大型采购的驱动、复杂系统公司(如GE、IBM、波音)的知识创造、先进的项目管理技术等等高度相关,它是一种Know-why的技术原创能力;日本制造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在一体化架构产品领域的“车间现场”,是一种know-how和know-who的精益制造能力;德国的制造能力与日本类似,但企业组织和宏观制度具有更高开放性,并且可以充分利用欧洲发达的科学、技术网络优势,因而在复杂系统产品的设计开发和制造方面具有优势,所以德国提出了工业4.0的复杂架构,并且拥有像西门子、博世、SAP等具备综合集成解决问题能力的企业;韩国制造的核心能力主要体现为高强度技术学习基础上的投资能力,在半导体领域优势明显。

精深的东西和对卓越与完美的独特追求相关。1995年,美国科技记者罗伯特?科林利采访乔布斯。乔布斯说,生活中多数东西最好与普通之间的差距不超过两倍,好比说纽约的出租车司机,最棒的司机与普通司机之间的差距大概是30%。最棒的CD机与普通CD机的差距有多大?20%。但是在软件、硬件行业,这种差距有可能超过15倍,甚至100倍。“但人活着是要追求极致,并分享给同类的,这样人类才能共同进步,学会欣赏更美的东西。我想把这种精神融入产品里,只要用户使用产品,就能感受到这种精神。……你可以从Macintosh感受到某种奇妙的东西,我觉得优秀的同事都不是为了计算机而工作,而是因为计算机是传达某种情感的最佳媒介。他们渴望分享,你理解吗?”

在苹果最成功的产品出来很多年以前,乔布斯就把“人活着是要追求极致”当作苹果的哲学,要在一般人认为没有太大差别的地方做出15倍、甚至100倍的差异。

如果你看过奥斯卡获奖影片《入殓师》,大概还能记得那个失业的大提琴师当了葬仪师之后出神入化的化妆技艺,他的感言是:“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你就要跟它建立起一种难割难舍的情结,不要拒绝它,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有生命、有灵气的生命体,要用心跟它进行交流。”这是一种文化,是日本产品的精致、精细所离不开的文化。

我们的差距在哪里?

中国经济为何博大而不精深?我在关于中国商业文明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中国人在造富敛财、出人头地方面的驱动,远远超过研发好产品、改变世界的兴趣与热爱的驱动。中国今天呼风唤雨的商业领袖,创新喊得震天响,但多是商业模式的炫耀,真正有发明创新气质的不多;中国有大市场,只要模仿加上忽悠,就能挣到easy money,没必要苦苦做产品;企业长期喜欢“市场换技术”,让外资企业交钥匙,却丧失了技术研发的载体;中国对创新的制度和政策保障长期不足,既然靠寻租、补贴和地方保护等“不正当的手”也可以“成功”,既然机会主义可以挣大钱,谁还有耐心点点滴滴去积累技术能力?

模块组装型产品不需要太多积累,比快比效率就行了,但是一体化架构的产品、复杂系统的产品,都是要持续积累的。现在金融机构招聘,名校大学生蜂拥而至,愿意走工程师和高技能工人之路的相形见绌,而一体化架构产品和复杂产品都需要持续的高质量人力资本积累。聪明的大脑都扎堆投资,谁来好好生产、有创造性地生产呢?

有一些学者从中国文化惯性的角度展开思考。以儒家为代表,中国的先哲对世界的认识主要不是出于对自然奥秘的好奇,而是出于对现实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关注。而在西方,从古希腊哲学家开始,对于天文、气象、几何、物理和数学等知识就有了浓厚兴趣,亚里士多德说“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哲理的探索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目的”,是为了“摆脱愚蠢”。西哲大师中擅长自然科学的,从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儿、莱布尼兹、洛克、康德、罗素、马赫、皮亚杰等等,比比皆是。中国注重政治伦理,擅长直觉体悟、意象归纳与整体综合,所以凡事大而化之的多,不够精确。在垂直探索、形成逻辑与模型、一边温故一边更新知识的精深道路上,中国人往往浅尝辄止。而西方注重探索自然、追求知识和理性,以分析和实证的手段获得对于认知对象的精确认识,并不断向前推导出新的科学体系,所以精深化的程度更高。

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曾经说,对任何一个大国来说,科学技术与国家的未来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是密切相关的,英国的强盛、德国的崛起、美国的崛起、日本的崛起,都有很强的科学基础。英国早期有一批像牛顿这样的科学家在好奇心驱动下做研究。力学定律、光学原理都不能直接生产出产品,也不能让科学家获得经济上的回报,但这样的科学有很强的“后发力”,日后帮助英国强大了起来。瑞士是个人口不到800万的小国,却有21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日本也已获过20多次诺贝尔奖;犹太人更是获得了20多次诺贝尔化学奖、50多次诺贝尔物理奖、50多次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为什么我们建立不起来对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信仰和对技术的偏好?或者说,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建立科学的信仰和技术的偏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学者说,中国制造业要引进德国的五大工具理性,即“专注主义”、“标准主义”、“精确主义”、“完美主义”、“秩序主义”,殊不知,这些理性是深植于德国文化和民族性之中的,不是想移植就能移植的。

精深国家需要精深企业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精深的产品,比如陶瓷和丝绸。今天中国的消费者也远不是只有低价的偏好,而是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追求品质。拿无印良品(MUJI)为例,2015年他们在中国实现了63%的增长,远高于零售业的平均增速,销售额已接近30亿人民币。12月12日,无印良品旗舰店在上海淮海路755号开业,由于人气太旺,进店前排队就要一两个小时,朋友圈有人吐槽说“场面堪比世博会时在沙特馆排队”。

无印良品的设计师原研哉说,无印良品的产品之所以让人感到舒适,是因为让人在触摸之前,首先就产生一种“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的视觉意识,让人先产生美感,再去实际使用和触摸。

我有一次在一家钟表店买上海牌手表,售货员从地上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一个盒子给我打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没有一批有抱负、誓把中国产品做出世界品质的精深企业和精深企业家,中国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精深的国家?正如很多人都住在雾霾之城,但如果我们没有坚定不移地追求纯净天空和清新空气的决心与勇气,我们将永远迷失。

一个在价值观上不坚持严格标准、随随便便的民族,不配享有精深的生活。前年在纽约,一位年轻的华裔投资家告诉我一个故事,他夫人被派到中国三年,他希望儿子补上中文这一课,就让儿子一起回国。孩子读初中前两年当班长,第三年开学被老师换掉了。新班长对他说,“我家给老师送了一张卡,让我试试班长的滋味。”儿子回到家,就问妈妈能不能给老师送张卡。这位投资家没有让儿子继续在国内,而是把他接回了美国,并给他讲了《三国志》里的那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他说之所以接回孩子,是觉得一些不可思议、不择手段的东西,在国内似乎司空见惯,非常“合理”。

为什么我们的精深产品与服务成为稀缺品?可能就是从很多小节的缝隙中,流失了价值。

关于核心技术和一体化结构产品、复杂产品系统的精深,我们需要时间去累积。但是,在做产品和服务的心态方面,我们应该更早上路,超越自己。

最后,讲两个小故事吧。

一个是几年前从台湾《商业周刊》上看来的。京都有一家帆布包的生产企业“一泽帆布”,手工制作,比LV还抢手。公司职员不多,从20岁出头到90多岁都有,没有所谓退休年龄,只要有心就能一直做下去。职员流动率很低,有人在外边等了三年才进来。怎么进来?社长信三郎说:“我只问他们一句,‘你会不会从一数到一百?如果他可以很有元气数完,这个人就能用。有快乐的职员,工作气氛好,才能做出好的包。”他说:“我们不该成为什么都会做的人,而是你只会做这个,但有绝对不会输于人的自信。”

一个是瑞士Hublot创始人Biver告诉我的。这位做了一辈子钟表的老人有一个私人农场,有一次给我们送农场做的奶酪。我问他为什么要买农场?他说:“我发现瑞士很多好的表厂最早都和农场有关,原因是瑞士的冬天特别长,而冬天基本没什么农活,农夫们都在室内活动。做表需要特别的耐心,如果你心里急着想赶快造出来,质量不会很好。只有慢慢地,一点一滴细细去做,仿佛不用考虑花多长时间造出来,才能出精品。所以钟表业发展早期,不少农场在冬天的时候,就有一些农夫坐下来慢慢制表。我了解之后,就买了一个农场,希望去体会农场和手表之间的这种独特关系。”

经济转型升级依赖每一个企业的努力。如果要造出精品,往往要花更多的心思,向纵深处挖掘、专注、聚焦。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只会离高价值的产品与服务越来越远。而那,绝不是中国经济未来的选项。